“北大宿舍与上野千鹤子对谈”视频，恐怕是近期社交平台上最火爆的议题，而参与讨论的网友，也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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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其中的大多数人，对北大女博士在对谈中的表现极为不满，认为她们没有表现出北大学子该有的社会责任感与洞察，将一次难能可贵的对话机会的档次拉低，浪费了上野千鹤子这样一位重磅嘉宾。而还有部分人，对这种愤怒与质疑不解，不明白“他们到底想看一场什么样的对话”。

这两种态度，恰好是当下女性身份焦虑与性别困局的具象体现。大环境的变化，两性关系的碰撞，使得女性更希冀外界能够洞察到她们面临的困境与需求，而这种需求也催生了“她文艺”的发展与兴盛。

在“她文艺”的诸多表现形式中，兼具真实性与榜样性的真人秀综艺，无疑是女性焦虑与困境的最佳样本。真人秀中的女明星，与现实中的女性命运，形成了一种奇异的互文关系，而作为“她综艺大户”的芒果TV出品的一系列女性综艺，则让我们看到了文娱人为推动性别进步、打破女性困局所做出的洞察与努力。

扯下温情的遮羞布

无论是以夫妻温情日常为主的《妻子的浪漫旅行6》，还是挽救破碎感情的《再见爱人2》，相信不少女性在看这类综艺时，总会产生一种“刺痛感”：就算是曾经一举一动都熠熠生辉的女明星，在经历身份转换进入婚姻后，也要放弃一部分“自我”，去扮演更符合社会期许的新角色。

这种“刺痛感”并非女性观众过于敏感或无病呻吟，而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困局。

“不同的社会指定了不同的、以生物差异为基础的各种角色，因此女性主义质询的目标，应该是这些角色所假定的各种文化期待。”女权主义人类学家盖尔·鲁宾，用不到60字精准概括了女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是如何被标签化，而这种标签化又是如何训诫一代又一代女性的。

从节目中不难发现，即使女明星，也很难潇洒逃离这种延续千百年的训诫。

《妻子6》中的不少明星夫妻，女方在进入婚姻前的事业并不弱于男方，比如在《芳华》中担任女一的苗苗，曾被视为下一个电影咖，但她本人对于事业并没有太强企图心，反倒对当下相夫教子的生活很满意。这固然与个人性格有关，也与大环境潜移默化的训诫与影响有关。

按照过去综艺节目的处理方式，这种女性的自我牺牲与事业让位，原本会被轻描淡写或直接略去不谈，但芒系女性综艺并没有规避这种困局，而是直接将其展现在观众面前，观众可惜于女明星选择的同时，也会下意识地反思，自己在婚恋过程中做出的一系列让步与牺牲，是否真的值得。

而离婚的话题，在国人的日常中曾长期处于一种“不可说”的状态。在“宁拆十座庙，不拆一桩婚”的古老思想影响下，“离婚”一度被妖魔化，情感调解节目又总是把“离婚”作为调侃、嘲讽的对象，这就导致婚姻破碎的双方，本应是受害者，却总被社会视为“不正常的人”。

在外部的社会歧视与内部家庭压力的双重阻碍下，很多女性明明在婚姻中并不幸福，甚至说过得很痛苦，却为了“成为他者眼中的正常人”，而咬牙继续在婚姻中磋磨。同时这也导致了，因为离婚会被歧视，特别是女性受到的歧视更多，所以很多人对婚姻望而生畏或干脆不迈入婚姻。

《再见爱人》的出现，算是给“离婚”做了一次正名：感情破裂不一定因为谁对谁错，早日开启新生活反倒是更优解。

“看过《再见爱人》，我不再害怕走入一段亲密关系了”，这或许就是女性综艺带给女性最切实的鼓励与改变。

在《再见爱人2》中出现了更令人欣喜的变化，与第一季三对相处颇为“体面”的夫妻相比，第二季的张婉婷一度被认为是“疯女人”，她情绪上的激烈变化、大喜大悲，乍一看令人颇为不适，但随着节目的推进，观众不难发现“疯女人”的诞生，是不良的原生家庭、母女关系与婚姻共同作用下的结果。

这样一个人物在节目中的出现，打破了《再见爱人》系列温情脉脉的滤镜，却也让观众开始进一步地意识到女性是如何变成“阁楼上的疯女人”，继而反思社会结构长期以来加诸在女性身上的种种标签，是发自内心的赞美还是别有用心的训诫。

只有敢于“冒犯”观众，让观众感到“刺痛”的内容，才是真正找对了受众痛点。

打破无形的墙

指出困局只是第一步，文艺作品存在的意义不止是让人反思，更是要探索解决之道。仅靠一份真假不明的网传名单就上了多次热搜的《乘风破浪的姐姐4》，它能够一直被女性观众喜爱就与此有关。

女性之所以总是面临着身份焦虑与性别困局，是因为千百年来的训诫，在她们身边筑起一道无形的墙：“35岁以后还能找到工作吗”“生了孩子，职场是不是没有我的位置了？”“我30岁了，还能进入新领域吗？”“失败了还能重新开始吗？”

这一道道无形的墙壁，加重女性的焦虑内耗，同时也阻碍着她们的上升路径。当然，类似于这样的疑问不独发生在女性身上。但必须承认的是，因更多承担着生育职责与家庭职责，在职场上女性的天花板向来要比男性更低，越到大龄，求职之路也越发艰难。

《姐姐4》之所以能够备受期待，甚至仅凭一张网传名单就引发网友热议，是因为它真正地通过综艺这种形式，完整记录了女性是如何打破那道把她们困在原地的、无形的墙的。

虽说每一季能走到最后的姐姐名额有限，但从第一季至去年完播的第三季，所有姐姐的知名度都得到了有效提升，即使她可能在第一次公演就被淘汰。从这档节目走出后，许多姐姐也确实获得了比之前更多的机会。

“只有走出去，才有改变的可能。想要从头开始时，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太晚”。在豆瓣、微博等相关讨论区，不止一次看到有人说，因为看到姐姐们逆风翻盘，自己也决定踏入新的领域，这就是女性力量从屏幕到现实中的延续。

“爱情和事业，至少得有一样拿得出手的吧”，相信许多女性在成长过程中都听过这样的话，也正因为如此，她们在面对婚姻危机时，往往会选择忍耐。

比如《再见爱人》中的几位女性。她们在录制节目时事业几乎都属于停滞状态——成名是十几年前甚至更久远前的往事，找到她们的邀约寥寥无几，而她们本人也困在并不幸福的婚姻中不能自拔。

“结束婚姻的女性，也可以拥有事业上的精彩”，今年播出的，有回访性质的《又见爱人》，让我们看到了在结束一段并不健康的关系后，事业与生活都迎来坦途的三位女性。

曾被打压，认为自己很差的前超女朱雅琼，在节目播出后获得了更多邀约，之前不经常联系的朋友也重新和她建立了关系；年少成名的郭柯宇，一度被市场忘却，而去年的她，则迎来了事业的二次爆发，影剧综全面开花，时尚资源也不少。

原生家庭带来的伤痛，对有些人而言是需要一生去治愈，而这种基于原生家庭的伤害，也是一种无形的墙。

“从小看爸妈吵架，对婚姻真的失望，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去爱了吧”，抱着这样想法的人并不少。但他们是真的不相信亲密关系吗？或许并不是，只是因为童年阴影，而没有去尝试的勇气。

在《妻子的浪漫旅行6》中，我们看到与陆毅伉俪情深的鲍蕾，原来也经历过父母离婚。这也让她一度对婚姻没有期待，觉得“自己过一辈子也挺好”，她的故事，对于那些因原生家庭不幸而对婚姻望而却步的女性而言，或许也是一种鼓励。

从屏幕到延续至外的勇气，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girls help girls。

走出女性困境

西蒙娜·德·波伏娃在《第二性》中写道：“女人并不是天生的，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。”，女性总会与“敏感、善妒、柔弱”之类的词汇相连，但她们并非生来如此，所谓“女性该是什么样”也是源自于外界塑造的产物。

在女性综艺中，我们看到“女性的多样性”得到了尊重，一些关于女性的刻板印象与规诫，正在被移除修正。

比如《姐姐》系列，曾被认为是一群女明星勾心斗角的雌竞节目，但节目播出后，观众却看到了女性守望相助，良性竞争的一面。

“一群女人在一起一定会勾心斗角彼此倾轧”，这是在大众认知中长期存在的错误认知，甚至许多女性自己对此也深信不疑，认为“女人多的地方事多，会雌竞”。伴随着《姐姐》等一系列女性综艺的出现，社会上对于“雌竞”的观点已经发生改变，在社交平台，我们也欣喜地发现，女性之间互相帮助的例子越来越多。

这就是文艺作品以自身影响力，切实改变社会认知的典型例子。

“我被要求扮演任何人，却唯独不能做自己”，这几乎是所有女性成长过程中都会面临的困局，和别人不一样，就是异类，就得不到他人的认同。而在女性综艺中不难发现，女性不再被要求“必须什么样”，那些私人化、个性化的选择，得到了接受与认同。

在我国的主流语境下，一个人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是结果而非过程。这种结果为导向的评判标准，导致许多人不得不“卷”起来，在大环境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，则更容易被结果导向所裹挟，强迫自己做一些根本不擅长，也没兴趣去做的事情。

“大家都在努力，你也不能拖后腿”“别人都可以你为什么不行”“人就是应该走出舒适区”，类似的话语太多，但说话的人却刻意忽略掉了不同性格、成长环境、教育水平下的人，本来就是不一样的。

或许历经千辛万苦结出的果实格外香甜，但对于有些人来说，开花结果那一刻的欣喜并不能抵过强迫自己走出舒适区的痛苦。相反，待在舒适区里反而更利于做出一番事业。

于是我们得以见到，不想成团出道只想找个地方玩玩的电音女王张蔷，在光明正大地“摆烂”，能在舒适区发挥自己的最大优势也很好，为什么非要逼迫自己进入到新领域呢？通过综艺节目，对这种“待在舒适区”的行为表示肯定，算得上是一种进步。

当然在传统观念中，主动对别人讲出自己的困境，并不是件光彩的事情。打掉牙齿和血吞，才是一种美德。这也造成了，许多女性羞于对外界讲出自己的难处，好像那是一件再丢脸不过的事情。

而有了屏幕上女明星们的榜样效应，越来越多的女性愿意暴露自己不那么体面甚至有些狼狈的一面，围观的人也不再以她的痛苦作为取乐的谈资或笑柄，而是真情实意地帮她寻找破解办法。

关注女性困局，破解女性困局是女性综艺的重要构成，也是文化反思、社会反思的一部分。可以说，在这些年综艺人的努力下，以《姐姐》《妻子》等芒系综艺为代表的女性综艺，已经在切实地改变着女性的生存状况与思维模式，为个体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良性的文化空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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